对集体人权的具体实现状况，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形象地概括为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人权问题需要逐步予以解决。人权概念源自西方，其最早的理论框架是由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建立。
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存在伴随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民性。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大意义就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使人权事业惠及每个中国人。它是时代的产物，以绝对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并将人权概念理解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民性还有一则重要内容是人民是否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所以，中国确定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之后，中国政府通过脚踏实地地减贫、脱贫，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人民幸福生活的战略目标，全面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没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其他的权利都会一风吹。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家庭诚信档案制度的运行，强化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约束性，使得德治和法治可以落到实处。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事实上，在各地家庭诚信档案的积分制实践中，分值赋予都与具体治理事务的重要程度密切相关。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时间还不长，且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信用风险和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同时存在，两者都还比较突出，且互相影响、互相转化。这些认识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似乎还局限在行政法视野中。
在政务领域，美国没有社会信用制度，但不少行业存在黑名单制度，它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公开设立。宜都市为推动三治融合，统筹实施覆盖社会治理全维度、全周期的多项措施，包括磁铁支部、网格支部、村规民约、家庭诚信档案、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道德法治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支部书记+居民组长+网格员+志愿服务+驻格警务五岗一体、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三社联动、警格对接、法治主任等方面的建设。
同时，我国市场经济是逐步从计划经济环境中脱胎而出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分离不彻底，两者嵌入程度高，社会成员在其中的活动重叠较多，特别是城乡基层为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不够丰裕的拥挤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体现为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高度耦合。虽然家户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在世界各地几乎相同，有其普遍的人性基础，但在中国，家户成为较为稳定的基本经营组织。这要求治理事务与社会诚信的关联应当具有合法性，区分不同的范围和层次，并有相应的法律、政策、自治规则层面的依据。土地三权分置，法律和政策要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村集体难以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土地利益结构逐渐刚性化，自治组织很难将土地转化为解决治理问题的资源和能力。
建立政府部门、乡镇、村委会（居委会）各负其责、涵盖广泛的诚信档案管理系统，不同机构根据相应的职权，将相关的行为录入诚信档案管理系统。这些聚集治理资源的方法，并不符合法治精神，却常常可以维持有效治理。后来，由于扶贫搬迁工作的需要，又把家庭诚信档案与该工作相关联，将住新房、不拆旧房的，子女住新房、老人住危房的，申请搬迁、房屋建成后又不入住的几类搬迁户等列入失信户名单，以黑榜公开曝光。低保户的认定，以家庭的住房和收入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低于一定标准的家庭才可以纳入。
积分制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事务中的行为进行量化，根据分值来区分守法诚信户和违法失信户，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社会声誉、社区福利、发展机会等。社会诚信机制被广泛运用于各地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诚信建设得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获得突破。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包括四个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其中，人的条件，包括人们的道德信仰、法治观念、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社会偏好等。
德治在基层治理中也面临类似处境。改革开放后，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包产到户，家庭经营，承包经营的主体是农户家庭。社会诚信建设关联基层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实践，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其中积累的经验值得总结，提出的理论命题需要回应。属地篇汇编了各市、州、县区域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信用信息目录，涉及水、电、气、公共交通、电信运营、广电网络、城市管理、图书馆和公积金管理等领域。基层治理对社会诚信机制的运用，与法治精神还有张力需要弥合，家庭连带责任有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风险，专注有效治理容易忽视遵循法治原则。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弹性，回应了现实的治理需求，是独具特色的实践，对此应有制度自信，予以客观认识。
有些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在法律法规层面承担违法失信责任。2010年，江苏省睢宁县实施大众信用管理，对商业交往、纳税缴费、社会治理、法律责任、表彰奖励、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信用信息进行记录，在政审考察、资格审核、执照审核、政策扶持等事务中作为信用依据使用。
（一）基层治理面对的人和社会 基层治理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中发生，要面对特定的人和社会，它们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基础，是政策执行、事务处理、秩序生产的条件。社区公共事务以及群众私事，如果都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解决，治理成本将非常高，而且难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基层治理的权力、资源与责任并不匹配。浙江省桐乡市首创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
法治社会的核心内涵是，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社会自治需要遵守法律，法治保障自治依法运行，在合法范围内促进公共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然而，自治、法治、德治的单一手段都存在局限或面临困难，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应当只是收集信息，根据需要存储，以便社会查询和应用，或根据制度提供给需要的社会主体，不宜直接作出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决策。
要求支持村庄公共建设、禁止侵占公共空间、维护良好生活环境、禁止焚烧秸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违法建设等，都是受社会道德评价的行为。基层社会本来具有模糊性，但国家政权建设的需求及市场经济的信任机制要求各种认证，村庄或社区因此需要承担起信息识别和传递的责任。
一方面，它突破了信用通常适用的经济领域，使社会信用体系不局限于经济交易、金融活动、市场消费，不仅是市场信用风险的管理体系，而且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事务，着力于社会诚信建设，契合我国经济与社会民生高度互嵌的现实国情。其中，社会治理方面的信用信息超过总分值的一半，包括城市管理、制假售假、传销欺诈、计划生育、邪教活动、家庭道德、社会秩序、偷盗财物、交通违法、行贿受贿、诬告诽谤等方面。
社会条件，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群体分化、社会流动、社会规则、社会观念等。传统的司法和行政手段最多强制社会成员达到法律底线，而社会诚信机制可以鼓励超出法律的道德行为。
在利益和观念多元化的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等单一手段都具有局限性，社会诚信机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新的治理手段，可以有效制约违法失德行为。村庄（社区）通过召开道德评议会来评定具体加分扣分，并记录到诚信档案管理系统。市场信用信息是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在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可用于识别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另一方面，它突破了社会诚信建设聚焦于重点行业和领域、落脚于重点人群职业信用建设的惯性，进入基层最广泛人群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切实纳入社会诚信体系。
（一）家庭连带责任与个人基本权利 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的制度设计，以家庭户作为基本信用单位，对所有家庭成员的社会诚信状况进行记录，以村庄（社区）为基础，在县市范围内组织实施。我国不宜将社会信用简单等同于金融征信。
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看起来是治理权力对社会的介入，但从发展的视角看，更多的是现代法治的逻辑延伸，其本质是运用新的治理技术和思路回应社会治理领域的顽疾，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及其背后的执法能力不足问题。政府只是从隐私保护和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在《隐私权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法律中规定不能进入信用信息范围的原则。
从制度上讲，自治决策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获得法律效力，但在耗费审判成本后，执行成本同样很高，因此在实践中几乎不会诉诸司法。在基层治理中，社会诚信机制将法律和道德评价的行为纳入自治环节，对它们进行社会诚信评价和奖惩，重组自治、法治、德治资源，促成了三治融合。